自由市场经济已死，国家干预助推美国实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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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经济已死，国家干预助推美国实业复兴！
作者：威尔斯·金（Wells King）
译者：郭笑多
法意导言
面对种种危机，美国国内政治形势愈发割裂，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否适合美国发展受到质疑。在此背景下，奥伦·卡斯(Oren Cass)集合了一批美国有识之士，创办了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组织，其使命是恢复一种强调家庭、社区和工业对国家自由和繁荣重要性的经济共识。美国指南针组织研究主任威尔斯·金（Wells King）2020年3月4日在该机构网站发表文章《恢复真正的美国制度》（Rediscovering a Genuine American System），列数美国建国至冷战前保守党领袖采取的各项强健经济措施、建立的各种经济制度及美国在当时取得的各项成就，指出美国当今的保守党偏离了立党之初的政治理念，应重新采取美国学派保护性的经济政策，重建美国制度。
建国到冷战的美国领导人和政治经济家们懂得强健的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1832年2月2日，亨利·克莱（Henry Clay）在参议院会议上为他8年前提出的“真正的美国制度”（American System[1]）这一大胆的国家经济议程积极辩护。他已经提出了数个对其观点非常关键的措施：美国第二银行、为新兴产业设置保护性关税、在商业中心和扩张后的边境之间建立基础设施。但1828年的政治改革不仅把克莱的国家民主党抛出权力中心，还使得边境地区的民粹主义者进入白宫，这都使得克莱德计划面临被废止的威胁。
在三天的会议议程上，克莱论证了美国制度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繁荣”。他说“这一长期存续的制度”是“缓慢而谨慎地建立起来的，并最终由国家及其最高、最受尊重的主权者奉上神坛”。他称反对方所提出的替代措施毫无意义：“当他们立刻或渐渐地破坏美国制度之后，他们用什么替代了？”克莱质疑道。“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他们像被宠坏的孩子那样对自由贸易发出了无用的呼唤…但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也永远不会存在。”
克莱输掉了这场永不停歇的关于美国经济抱负以及政府所起作用的战争。当年夏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否决了再次特许美国第二银行的议案。不过克莱并不是第一个提出通过积极主动的政府公共政策控制国家经济的美国政治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汉密尔顿、林肯、艾森豪威尔对此作出的努力使得美国制度的精神从美国建立之初到20世纪中叶始终保持生命力。尽管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是美国制度的确使得美国成就了克莱曾盛赞的“无与伦比的繁荣”，并使得美国产业获得了世界艳羡的发展。
最近几十年里，保守派放弃了这一传统，完全遗忘了相关政策。他们编造了一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构思了一种和“经济自由”相差无几的资本主义。之后，美国政治一直在执着于全球化和再分配的左翼和万事不理的右翼之间来回摇摆，但却始终忽视了国民和国家经济的真实需求。我们需要更多的“亨利·克莱”。其实保守派可以做到的。纵观历史，他们可以从美国政治经济史中找到许多值得继承的丰富遗产。
汉密尔顿的成就
宪法自起草时起就强调政府在美国经济中有限但积极的作用。实际上，《邦联条例》在处理包括国际贸易、洲际贸易和公共财政在内的政治经济必要问题上的不足首先推进了制宪会议的形成。正如宪法第1条第8款所写明的，起草者不仅清晰地认识到征税权、举债权、市场规制权等政府经济权力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每一种权力之间都有区别，值得一一枚举。据相关报道，有关这些权力的规定在制宪会议上没有产生争议。
当然，联邦权力的范围和界限仍值得讨论。之后（乃至如今）的公共辩论一直从各个方面围绕着对理想美利坚众合国的设想展开：是汉密尔顿提出的由工业化和强健的财政系统驱动的商业化共和国，抑或是杰弗逊提出的小型的、自由民的农耕型民主国。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华盛顿总统和第一届国会提出了一项激进的经济议程。作为第一任国家财政部长，他建议国会通过一项有关普遍关税的议案，为政府债务和运行提供资金。之后他又建议通过承担国家债务，并以面值偿付债权人来建立国家信贷体系。尽管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表示反对，汉密尔顿在1971年还建议华盛顿签署对美国第一银行的20年许可。他认为，“比起私人盈利，公共事业（才是）”美国第一银行的“真正目标”。
当年年末，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制定了一项通过联邦“奖励金”（也即政府补贴）支持工业化发展的计划。他认为美国的“独立和安全”与“制造业的繁荣发展有实质关联”但私人资本并不足以促进其发展。因此，国家利益“要求政府采取激励和补助措施”。以当下的眼光来看，上述国家支持的工业化可能像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回应，但是汉密尔顿对其进行了扩展：投资是联邦政府的一项积极义务。“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团体中，”汉密尔顿坚持道，“公共财力必须支持私人资源的不足。公共财政在推动和提升工业发展方面实在是太有用了。”
尽管担任财长的期间内，汉密尔顿没有能够完全执行他的政治经济设想，但他最终还是成功了。经历了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耻辱之后，美国推行了一系列汉密尔顿式的改革。1811年，国会没有重新签署对美国第一银行的许可，但是在1816年许可设立了第二银行。自1816年开始，美国设立一系列关税，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保护国内新兴产业。1817年，国会通过《航海法（Navigation Act）》，要求开展州际贸易须得使用美国船只。
汉密尔顿未能在生前看到其主张被启用，但他可能会对老对手的妥协感到格外欣慰。托马斯·杰弗逊之后承认“（第二次独立战争的）经历”证明了制造业“对我们的独立和生活同样重要”。他对此做出了明确表示。战后，杰弗逊写道，那些“反对发展国内制造业”的人，“要么会导致我们无法独立于外国（英国），要么会导致我们衣不蔽体，向野兽一般在坑洞中茹毛饮血。我很骄傲的说，我不是这样的人”。詹姆斯·麦迪逊也一样，他开始赞同通过保护性关税对工业化进行国家支持。“除非在其初始阶段受到公共支持，并对公共保护抱有信心”，麦迪逊写道，整个产业“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发展，或发展得不如人意”。
“没有什么汉密尔顿的墓志铭，”乔治·F·威尔（George F. Will）写道。“但是如果你要找他的纪念碑，那么看看四周，这是汉密尔顿的美国。”在亨利·克莱发表1832年的讲话时已是如此，只不过当时汉密尔顿计划有了一个新名字：美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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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度及美国学派
面对危机，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突然意识到其夭折的可能性，美国制度应运而生。在美国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中，亨利·克莱成为了国会中鹰派的领头人。经济民族主义是克莱反英立场的自然产物，也是这场战争中产生的共同结论。经济民族主义最初是为了自足。“当国外资源被切断时，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必需品供给，”克莱和其他议员说，“我们需要建立财税系统基本框架，以应对战争切断进口收入的情况。”
克莱的美国制度整合了三项互相支持的优先项目：新兴产业的关税保护，国家财政系统，以及“内部改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克莱的引导下，1816年通过了一项专门用于保护美国国内迅速发展的制造业的保护性关税，对所有进口的产成品的税率为平均40%。另外，他支持美国第二银行的设立，并主张使用买卖土地的收入，在联邦层面为运河和铁路项目提供资金。
美国制度的发展受到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的支持。像克莱这样的美国学派学者们不仅在观点上与其他学派交锋，更是参与了国家间的竞争。他们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另有译作穆勒）横跨大西洋展开了一项有关经济规律和政府角色的辩论。美国学派驳斥了英国学派（British School译者注：另外还有English School，有学者称之为英格兰学派，两者存在区别）学者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理论，并设计一系列保护美国利益的反英政策。
举例而言，丹尼尔·雷蒙德（1786-1849）因其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批评而闻名。对于斯密提出的“国家财富是个人财富的总和”这一观点，雷蒙德表示反对，并指出国家财富的分配具有重要性；国家财富应反映“国家整体状况”，推动 “国家整体繁荣和幸福”的最大化。美国学派的另一领导人物是德裔移民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他提出了一项制度化的经济国家制度，强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为保证最大限度的独立、文化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李斯特指出，一个国家“需要采取能力范围内的一切手段保障其经济安全”。对于当时仍在发展中的美国，这就意味着需要对国家新兴产业采取保护性关税和进口替代战略（译者注：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国外特定商品进口，使得本国商品能够逐渐在市场上获得份额，替代进口商品）。然而一旦国家成功工业化，李斯特的制度就转向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互惠型贸易战略，通过谨慎开放美国市场，获取进入他国市场的机会。
美国学派的普遍立场是：把国家（而非个人）看作经济分析的主要单位，并将社会和地缘政治因素等目前不认为是经济范畴之内的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英国学派这样的“沉闷科学”（译者注：对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讽刺，因为经济学分析通常会“泼冷水”）不能满足年轻的美利坚众合国的乐观和开放。
随着亨利·查尔斯·凯里（Henry Charles Carey）著作的问世，美国学派在19世纪中叶达到了高潮。凯里警告他的读者们，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目的是“保护英国人在机器生产上的垄断地位”，并建议采取激进措施保护新兴产业以“打破英国的垄断”，并“恢复原有的自然趋势”，也就是通过平衡工业与农业，发展“稳定自足的社群”。“美国人，以及亨利·凯里”，历史学家加博·S·博里特（Gabor S. Boritt）说，“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种美丽的科学。”
但是凯里对美国传统最大的贡献可能不是他的著作，而是他作为亚伯拉罕·林肯——这名来自边境、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政治家的顾问所做出的贡献。林肯是亨利·克莱的崇拜者，也是美国学派的门生。
在林肯1832年第一次竞选宣言中，他就承认“我的政纲简洁明了…我支持国家银行…支持内部改善系统和高额保护性关税。”当他入主白宫时，他的经济政策也几乎没有改变：“我一直是保守的亨利·克莱式辉格党人，”林肯在1861年公开表示。
随着内战的爆发，林肯大规模推行美国制度这一议程。林肯一直支持保护性关税，他在三年里把关税提高了两倍。在林肯的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国内市场是全世界受保护程度最高的。另外，林肯重建了联邦财政系统，通过《法定货币法案（Legal Tender Act）》授权财政部以联邦债务发行“绿背票”（Greenbacks）（译者注：目前美元仍沿用此称呼）。除此以外，根据《国民银行法（National Currency Acts）》，他又对州银行发行的纸币课税，并在全国建立其起国家特许的国家银行网络，授权其发行国库券。在保护性关税的支持下，林肯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都积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计划，1862年他还签订了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立法（译者注：此指《太平洋铁路法》），并最终建成了美国第一条横跨整个大陆的公路。
林肯还从概念和实践两个维度拓宽了美国制度的范围。萨姆特战役后不到三个月，林肯在一次国会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庆祝美国独立85周年。在他讲话的最后，林肯偏离了原定的演讲目的——保证充足的军队，为内战筹措资金，细述美国建国的目的。联邦政府的“主要目标”，林肯说，是“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是让人们不再承受他人施与的压力；是为所有人美好的理想扫清障碍；是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开始人生的道路，获得平等的机会。”第二年，林肯为此签署了《宅地法（Homestead Act）》分配联邦土地，规定每个美国公民可以获得160公顷的西方国有土地，以此鼓励西部移民；另外他还签署了《莫雷尔赠地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资助建立了包括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在内的超过60所大学。
“汉密尔顿传统，”历史学家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认为，“通过林肯获得了最好的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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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事业
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布置了一项“未竟的事业”，要求美国人保护和发展美国实践。在林肯故去后的一个世纪里，联邦政府不断推行并支持其经济议程，建立起现代工业化经济，保障国内安全、经济独立，实现共同繁荣，成为了世界领导者并为各国所艳羡。美国制度的传统和美国学派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为促进和引导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通过保护和投资支持战略产业，并为有效运行的劳动力市场打下坚实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劳动者，也有利于企业。二战期间，联邦政府继续保持较高的关税，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也以此保护美国国内产业。；另外，政府建立了工会代表和集体谈判的综合性劳工制度。随着互惠贸易的展开，立法者颁布《农场法案（Farm Bill）》为农业部门提供支持，保护对经济自足至关重要的部门多样性，保持各社会群体的活力。纳税人缴纳的税款为如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等专门部门开展的研究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保障，这为20世纪末的科技革命奠定了基础。
正是美国的财政制度支持了上述发展。美国以公共信用构建财政系统，并对其进行监管，一方面确保财政资金有效、保护性地分配，另一方面防止腐败和经济周期下的经济失灵对财政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随着1913年《联邦储蓄法（Federal Reserve）》的颁布，美国自从1836年第二银行的解体后首次建立了国家银行。从此之后产生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另称《1933年银行法》），这一法案将美国的国家财政系统从投机市场转向了一种更像公共设施的体系；如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SEC（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新设立的机构更好地为美国的财政资产提供保障，并为财政市场提供必要的监管；同时，房利美（Fannie Mae，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地美（Freddie Mac，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为美国家庭和小企业提供专项的财政补贴。
“内部改善”的传统仍然保持。美国立法者们认识到国家疆域大小是其重要优势，且国家的繁荣不能局限于少数几个城市，而应当惠及整个国家。美国投资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公共交通、能源、通信设施。联邦政府通过建立并维护邮政、电讯、广播网络，铁路及洲际高速公路使得跨美洲的人员流通和经济流动成为可能。胡佛水坝（Hoover Dam）这样的建设项目以及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这样的机构使欠发达地区获得电力资源。
为了公民个人的发展和机会，美国政府在各个方面进行投资。美国政府认为一个健康的民主共和国和一个强健的经济体需要将国家的发展惠及每一个国民。因此，国家有义务为国民创造并提供机会，而非训斥国民无法自己找到发展机会。林肯总统颁布的《宅地法》为国民提供了获得土地的机会，首次允许外国移民获得土地，这使得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够获得自己的土地。对美国教育系统（从一开始的普通公立高中到后来的大学）的投资提升了雇员的技术水平，这不仅有益于劳动者，也使得雇主受益。《赠地法案》使得全国各地遍布大学，为以往没有机会获取教育服务的人们提供上学机会，《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则使得传统教育机构更加可及。
恢复经济政策
经济史上既有政策成功也有政策失败，美国制度也不例外。一项传统不能仅因其拥有过往的辉煌就当然值得受到拥趸，但偶然的失败也不意味着能够使其已取得的成就化为乌有，更不必说因此对其全盘否定。正如丹尼尔·雷蒙德所言，“问题并不在于（也永远不会变成）合法与否，合规与否，而是在不同的法律和法规之间权衡的智慧。”
然而现在的美国中右翼政权却没有在“对大政府的合理质疑”和“继承以往的公共政策”中进行权衡，反而抛弃，或者说废除了这项传统，转而支持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译者注：这一观点认为市场可在没有政府干预自行恢复）。现在的保守党既不保守也不明智。
现在的“保守党”把所有不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都驳斥为社会主义，或者是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半资本主义”。他们搞错了一个有效运转的资本主义系统内政府的正确定位，也误读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治国方略。如果现今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定位的评论是正确的，那么许多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甚至包括一些开国元勋和共和党的建立者）都成了“半资本主义者”。如果有着这样的传统，美国怎么可能获得成功呢？
保守党立法者们应该好好学学美国的政治经济史，重新认识公共政策的原则，探寻其中适用于当今所面临的困难的内容：有效的政府并不意味着将政府权力约束在有限的州权力之下，而是要和私人产业一起完成国家层面的目标。
经济稳定、国家安全、共同富裕、家庭幸福、社会多元——简言之，美国生活——是始终值得我们保护的成就。那么，唯一能够使我们获得这样的成就的经济政策同样值得保护。
[1] 译法参照：贾根良、束克东：“19世纪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史所遗忘的学派”[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9期
滑动查看本文涉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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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aniel Raymond,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3).
19. Ambassador Nikki Haley, “This is No Time to Go Wobbly on Capit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6, 2020).
翻译文章：
Wells King, Rediscovering a Genuine American System, American Compass, May 4, 2020
网站链接：
https://americancompass.org/essays/rediscovering-a-genuine-american-system/
译者介绍
郭笑多，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